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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南》2021年第4期|赵晏彪:马天安(节选)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1-11-25  

  马骏,中国早期活动家,中国革命先驱。他曾领导“五四”运动京津两地,在济南惨案发生后,赴京在前为民请命,奋勇抗争,获称“马天安”。作为最早一批员之一,他在家乡东北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有力地声援“五卅”运动,其后留学莫斯科,回国后临危出任北京市委书记,重新组建北京市委。本文深入挖掘史料,生动鲜活地展现了马天安从一个爱国青年,蜕变而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讴歌其为了信仰而奋斗牺牲的短暂却壮烈的一生。

  2019年11月22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民族电影展映期间,我受电影展组委会之邀出席红色电影《青春之骏》的新闻发布会。

  当我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大屏幕上正打出一个人的黑白头像相片,宽阔的额头,浓密的秀发,飘洒的长髯,平静而坚毅的眼神,气宇轩昂的气概。此时工作人员将一份海报递给我,封面一行红色大字令我双眼放光:回族英雄马骏。

  马骏?马天安?是我知道的那位烈士吗?几十年前的记忆在大脑中如电影胶片似的快速回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北京,公园很少。我们这些住在胡同里的孩子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日坛公园了。日坛,封建社会是皇家祭祀的五坛之一。所谓五坛即“天、地、日、月、先农”,它们以坐北朝南的紫禁城为中心,在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上呈对称分布。南方是天坛和先农坛,北为地坛,西有月坛,东方就是日坛了。

  我家住在东城的贤孝牌胡同,离日坛公园很近,只隔着一条护城河(现在是二环路)。我儿时的日坛公园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人们可以从任何位置进入公园。只要有时间,我们几位小伙伴就会到这里疯跑。有时就连“队日”活动我们也会选择在这里进行。日坛公园里树木很多,除了几座不高的小山包外,就是几条曲曲弯弯的小土路。那时我们经常去的“景点”就有两个,一个是少年之家,另一个就是马骏烈士墓。在每年清明节的时候,学校都会组织我们这些少先队员来到这座墓前敬献花圈,听老师讲述马骏的故事。在我的印象里马骏烈士墓被翠竹、青松簇拥着,其间还有一棵显眼的苹果树,墓碑上题写着“回族烈士马骏之墓”。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情结,对英雄的敬仰好像是源于骨子里的。所以那个躺在日坛公园里的墓就像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样,在我的脑袋里有着重要的位置。

  正当我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时,电影里的画外音响起了:马骏,回族,天津觉悟社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爱国领袖,中国革命的先驱者。1915年,他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初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并两任学校的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后考入南开大学。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站在前列奔走呼号,发起并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兼执行会长,成为“五四”运动京津地区主要青年领袖之一。他与周翔宇、邓文淑等二十多名进步青年共同创立了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

  8月,山东发生济南惨案。天津派出代表赴京请愿,遭到北洋政府拘捕。随后,马骏率领同学进京声援,他被推选负责指挥整个请愿队伍。28日下午一点,马骏率领近万名学生,从到达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左等右等,总统没到,却来了大批京师警察厅的军警。军警将学生代表骗到与午门之间,不准出入。

  天渐渐黑了,学生们谢绝了北京爱国团体送来的饭菜,决定绝食!为了让学生屈服,军警们开始搜寻马骏。于是,大家开始为他改装。一位学生脱下自己的毛料西装,换上马骏的蓝布大褂,两人还换了皮靴。马骏须发浓密,同学们本来想剪短马骏的头发,却找不到剪刀,只好因陋就简。

  一眨眼已是晚上九点多。北洋军警们点起大汽灯、拿着手电,还是没找到马骏。于是,他们换了新花招,把学生代表一一挟持到门口,逐一喝问,没问题的推出放走。最后只剩下几个男代表,面对喝问,马骏正气凛然地说:“我就是马骏!”

  京师警察厅抓捕学生的事情,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迫于各方压力, 8月30日,大总统徐世昌只好下令释放了马骏等请愿学生。

  据京师警察厅档案记载:“马骏回津后尤为狂妄,他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就是国人的马骏了。’”

  因为他带领学生大闹,智斗徐世昌,表现出一副英雄气概,所以出狱后,同学们都管他叫“马天安”……

  “1920年入党,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还是北京市委书记?这太牛了吧。”

  从我的座位前后左右方向传过来各种各样的议论,宣传片开始播放了,人们也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一个多小时的电影结束了,观影的人们还在唏嘘当中。“赵会长,我给您介绍一个人。”电影《青春之骏》的导演韩赤飞将我的目光引向他旁边的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制片人郝丽萍热情地说:“这是马天安烈士的孙女马丽颖。”在与她握手之际,我似乎看到了马丽颖眼里还有泪花。

  “电影很感人,马天安烈士的事迹搬上银幕虽然晚了些,但是你们的努力和缅怀可以告慰马天安烈士了。”我说,接着我又对马丽颖说:“张作霖杀害李守常是众人皆知的,然而张作霖还枪杀了马天安却鲜为人知,这部电影还原了历史,彰显了英雄本色。”

  此时观众已渐渐散去,我仍然沉浸在影片那壮怀激烈的画面情节中。马天安,从古至今以命名者唯此一人;马天安,每到一处,他都高举革命的火把,点燃一片炽热的火海,把旧世界烧焦,化成新中国诞生的沃土。

  马天安和周翔宇在1920年8月初召集了一次觉悟社的年会,当时,出于各种原因只有十四个人参加。每一个社员都谈了一年多来的思想变化和感受。最后,马天安说,近百年来,我们经历了中国最艰难也是最伟大的时刻,同时,也是我个人最最艰难而最伟大的青春。现在国内形势不容乐观,所以我们要以更饱满的革命斗志去斗争。一、我们都还在青年时代,最长的只有二十五岁(谌志笃),年轻的只有十五岁(邓文淑),我们都缺乏革命的知识和经验,今后应该继续求学充实我们自己;二、我们应该团结各地的爱国团体,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马天安提议,赴北京请李守常先生给予具体的指示。

  李守常得知后非常高兴,表示正欲在北京召开社团会议,希望觉悟社的同学们参加。这便是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始末。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为何选择了陶然亭的慈悲庵?陶然亭地区地处北京城南,在一百年前的那个年代,是反动当局统治薄弱地区,“蓬蒿长可蔽人,雉兔窜跃蓬蒿中”,“芦苇丛生,蔓草披径”,有“南下洼子”之称。由于当局疏于管理,地处比较隐蔽,“烟藏古寺无人到”,平素“人迹罕至”。另外,这里的自然风光怡人,亭台清幽,自然不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和注意。李守常等早期的革命者,当年都喜欢到此地开展活动。

  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守常先生在陶然亭热情地接见了除了觉悟社,还有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共五个团体的二十三位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清扬主持,李守常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各团体“改造”“联合”问题。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陶然亭五团体会议”。会后,形成两份文件,即《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

  “陶然亭五团体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单体现出觉悟社召集会议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之志与决心。《改造联合宣言》提出:“到民间去做社会实况的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等项工作。”在当时,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鼓舞青年参加社会实践,增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勇气与决心,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李守常说:“今日世界之潮流,极其显然,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其明确的主义;如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一统全体的意志,对外也不便采取联合行动。所以,旗帜要举得更为鲜明……要到劳工群众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二十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在李守常的启示和帮助下,不久,于方舟就到码头工人中去,安毓文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去,周翔宇、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等表示,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天安已经得到党组织的通知,要求他继续留在国内,回到民众中去,以教书为掩护,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这一期间,马天安和周翔宇住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小楼房里处理觉悟社的事情,新婚的妻子杨秀蓉来看丈夫,她和丈夫住在南屋,周翔宇住在北屋,有一次,警察厅的人来了,他们分别从后头的防火楼梯躲开了敌人的追捕。

  刘崇佑发现年轻的马天安和周翔宇思维清晰而富有条理,思想进步,口才难得,是块难得的可造之材,于是建议他们出国深造。而此时的周翔宇,经过半年多的狱中斗争,已开始信仰,希望到国外去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但苦于没有出国经费。后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和刘崇佑的资助,周翔宇于11月7日乘船赴法,踏上了新的革命历程。此后一两年间,刘崇佑督促夫人每月去东方汇理银行汇款二十余银元给周翔宇和同时赴法勤工俭学的张若名二人作生活费,直至两人来信说已获得助学金,可另资助他人,才作罢。

  三个月后,11月7日,周翔宇、张若名、刘清扬、郭隆真在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开始了留法旅途。两个人谁也想不到,这是他们在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1920年8月26日,北京正值秋天,马天安得到李守常先生的信,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见面。

  走进这所闻名遐迩的大学,立刻被她古典风貌的建筑、江南风光的景色所感染,生于东北的马天安只熟悉东北的秋色,还是第一次见到北京的秋色,特别是北京大学里的秋色,真是优雅得美不胜收。一株株壮美的松树跳入眼帘,山坡上,小路旁,处处是成片的树木,湖水中倒映着博雅塔和随风摇摆的树枝,衬托着古典、优雅的建筑,如画之美。映在湖中的一棵棵梧桐树,被绿水修饰得亭亭玉立如少女,三五只鱼儿在梧桐树的影子下,快活地并自由自在地游着。秋风微微抚摸着一丛丛的红叶,使得秋的景致更浓、更烈。而湖边的柿子树上,挂满了红灯笼般的果实,随着秋风的推送,那颗颗果实偶然竟会奋不顾身地跳入湖中,溅起一层涟漪,惊走无忧无虑的鱼儿,破了这静静的美。

  马天安边走边赏,不时发出微笑,他此时的心情与这景色融为一体,因为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26日改称中国青年团),李守常介绍马天安加入了青年团,并按照李守常同志的指示,返回天津再回东北在家住上一段时间,孝敬父母,与妻子团聚。而这期间,他将在家乡完成播撒革命火种的任务,为日后再次回到东北做准备。

  这段时光,也是马天安人生中最为快乐平静而又温馨的。9月28日,马天安从东北再次回到北京,并向李守常汇报了他在吉林的情况。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交谈,李守常认为马天安越来越成熟,思想越来越进步,意志越来越坚定,是一位堪当大任、前途无量的优秀人才。他们彻夜长谈,李守常告诉马天安,中国要建立,像十月革命一样,推翻旧的社会,建立新的社会,只有才能够救中国。这些道理对于马天安而言如醍醐灌顶,也正是这一天他坚定了只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此次上海之行,是绝密。将安排你面见陈独秀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上海小组刚刚初立,接下来在上海筹备建立事宜,希望你发挥更大的作用。”

  坐在火车上,不禁又想起那日与李守常同志谈话的情景。“维经斯基是俄共(布)派来的红色使者,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帮助我们创建中国的。”

  “中国?”马天安显得异常兴奋,“我们要建立中国?在北京吗?都有谁?”面对马天安的一系列的问题,李守常笑笑说:“北京的形势很严峻,上海方面相对安全些,那边有陈独秀同志,维经斯基就是去上海要面见他,在上海筹备建立事宜。”

  “是的,你代表北京和天津坚定理念信念的师生们,这是我们讨论决定的,也是因为你这两年的表现,大家认为你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领导者才能,所以决定你去上海,与陈独秀、维经斯基会面,这是秘密行动,万不可泄露,表面上由学联派你去上海支持学运的。”

  在1920年四五月间,几个俄国人悄然搬进了上海霞飞路七百十六号,领头的叫维经斯基。他们来自共产国际,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和筹建中国布尔什维克党。维经斯基一行人先来到北京见了李守常同志,后由李守常同志介绍去了上海与陈独秀见面。

  初到中国,维经斯基等人对于中国的情形十分陌生,于是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南陈为陈独秀,北李为李守常),这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中国运动的简貌。这时,苏俄已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苏俄抱有好感。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与以李守常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详细了解。以李守常为首的一批信仰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决心。

  为了加速中国的创建,李守常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接着,由陈独秀介绍,又与当时曾宣传过社会主义的上海《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一度同情“五四”运动的研究系报纸《时事时报》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会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并同他们一道座谈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这一期间,维经斯基奔波于法租界的新渔阳里六号、老渔阳里二号(即《新青年》编辑部),还有白尔路三益里十七号(即《星期评论》杂志社)。

  在上海期间,维经斯基向陈独秀等人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亲自指导下,杨明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从1921年1月起,改称华俄通讯社),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该社由杨明斋负责,工作主要有两项: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在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共建党工作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发起组(上海小组)。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这之后,陈独秀、李达等人主张再组建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的后备军和预备学校。上海小组成立后,组织便指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同志开始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这个火热的季节,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任青年团书记。

  从马天安留下的极其有限的档案中了解到,他就是在这一年经由李守常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也是在这一年,由李守常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上海小组,成为了中国的第一批早期党员,开始了他坚定而执着的、为事业而奋斗的短暂一生。

  由于历史的原因,或是由于马天安同志的过早牺牲,关于他的某些档案资料似乎永远被封存在了历史的长河里。直到2014年,马天安的后人才从现在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启封了一部分有关他的历史资料,才使我们可以窥见一些当年的斑驳印记。过去认为马天安同志可能是在1921年由李守常同志介绍于北京加入了中国,而启封的档案中明确写明,马天安是在1920年于上海加入了党组织,是我党最早一批入党的员之一。他是否参与了中国的筹建,或者他是否参与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壮大发展,档案中没有写明,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这一发现确实健全了中国党史记载,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马天安抬腿随着那开门的人进了院子。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双开间的老式两层石库门楼房,砖木结构。进门是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一个小天井,大约总共有一百四十平方米。在楼下客堂会客室里挂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1919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遭北洋政府搜捕。1920年2月19日,他由北京来沪,先在好友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处住了一阵子,4月搬到了这里。这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在1920年,上海小组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在这里诞生。

  那人把马天安带进了一个书房。房间里已经有几人正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他们看到马天安进来,立即停止了谈话都站起身来。这几人当中有一个是马天安熟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还有一个五短身材穿着条子西服的中年男人,这个人就是中国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宽大的书桌上放着一封内容简短的信,这是李守常同志为马天安写的入党介绍书。陈独秀一个跨步迎上前来,向马天安伸出右手,马天安马上也伸出了右手,两只手用力地握在了一起。陈独秀用欣赏的眼光上下打量着这个年轻人,久久地望着他。这眼光让马天安有点局促甚至有些羞涩,他感觉自己的脸微微地有些发烫。房间里其他几个人也围了过来,他们都十分热情地向马天安伸出手来。

  简短的相互介绍和寒暄过后,便是那个神圣的时刻的到来。上海小组在成立初期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也没有自己的标志和旗帜。后来,陈独秀、蔡和森、李守常等人曾对党的名称问题以书信的形式进行过讨论,最后决定采用“”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那时,马天安的右手紧握着拳头,慢慢举到头侧,在他的面前可能是一面俄共(布)的旗帜和列宁的图像。在陈独秀的带领下,在维经斯基几位见证人的见证下,马天安庄严地宣誓,加入了中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在这一刻,他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交给了中国,交给了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交给了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正如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出狱后所说的,“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了”,而现在的马天安则是党的马天安、国的马天安、人民的马天安。

  马天安这位革命的先驱者,自从加入了中国便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中去,他从1921年到1925年8月间,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发展党组织。

  1921年年底,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天安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成为吉林、黑龙江两省和当时整个东北地区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员,开始了他在中国东北播撒革命火种的任务。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常年奔走在宁安、吉林、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尔、白城、双城、长春、四平、牡丹江、海参崴等地。整个东北,差不多都留下了他奔走的足迹和矫健的身影。

  其实早在1920年,马天安获释后便从天津来到了哈尔滨,在“五四”期间结识的好友邓洁民创办的东华学校里住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从那时他便开始向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五四”爱国运动和国内外的形势。

  那段日子里,为了掩人耳目邓洁民把东华校长办公室截出一间,外间办公,里间让马天安住了进去。根据邓洁民的女儿邓爽回忆,马天安留着一脸的大胡子,他们兄妹几人都唤他大胡子马大叔。这个马大叔总是神神秘秘的,白天大胡子马大叔不怎么出门,经常是入夜后才悄悄离开住所,不过对他们兄妹倒是特别好。那时邓爽的姨母还在父亲的东华学校里读书,学校正在进行一场演讲比赛,姨母为此一筹莫展,马大叔就帮姨母拟写了一篇比赛稿,题目是《妇女解放与社会之关系》。

  哈尔滨的夏天不像北京那样的闷热,徐徐微风吹拂着马天安,他站在哈尔滨的夜幕下,回想着刚刚过去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学潮,回想着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学们老师们,还有那些血淋淋的场面,高举着的标语,呐喊着的口号,都在他的耳边,他的眼前,马天安的心就会澎湃不已,热血就会沸腾汹涌。而眼前这个已经入夜的哈尔滨却是如此的宁静,夏风中还带有一丝丝的香甜,街上的路灯闪闪烁烁,一辆黄包车匆匆地从面前跑过去,车上的铜铃声伴随着车里一对男女的悄悄细语渐渐地远去了,似乎一切都归于了平静,似乎人们又进入到了一种自我麻痹的状态中,似乎身上的伤已经不痛了,身上的血已经不流了,似乎一只无形的黑手又一次慑住了这头东方古老的神兽……马天安就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他的心就会痛,痛得让他有些喘不上气来。

  他好似一只离群的孤雁,形单影只,却又隐隐地感觉到了一股暗潮的涌动。他说不清这是什么,但觉得这股暗潮正在深处发出阵阵的巨吼,那声音可以震动整个天地,那声音可以翻江倒海,他似乎可以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大地在震颤,他也要融入到那暗潮中去,用自己的生命撞击那黑色的礁石,击碎这黑暗的世界,哪怕飞溅起血色的浪花。

  在哈尔滨的这段时间里,马天安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进入了新一轮的革命斗争。他借助邓洁民的关系在东华学校内向师生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宣讲马克思主义,播撒着的火种。

  而此时的上海,陈独秀创立了第一个小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期成立。在北京,李守常也正在组建北京小组。

  1920年的10月8日,周翔宇和同学李福景同时获得了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周翔宇被释放后便决定去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法国留学考察,他得到了南开校长严修的推荐和资助。在取得赴法证明后就开始准备第二次的出国留学。出发前周翔宇特地去了一趟哈尔滨向他的好友邓洁民辞行。当时就住在东华学校对面的学生宿舍里。而此时,马天安应该已经离开了哈尔滨。因为在有限的关于马天安的资料里没有他与周翔宇在哈尔滨见面的蛛丝马迹。

  10月,李守常在北京已经创立了北京小组,随后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张太雷的组织下成功建立起来。之后,天津也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邓洁民与周翔宇、马天安同是南开学校的校友。他1909年去天津南开学校求学,和周翔宇志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1915年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三年中又结识了李守常。“五四”期间与马天安相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周翔宇在赴法前特地从天津去了一趟东北,一是与叔伯作辞,一是看望邓洁民,并讨论怎样办好东华学校。邓洁民的东华学校于1918年4月1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十九道街正式成立,完全仿照南开的办学风格。学校成立初期聘请的教员就有五位是南开的校友。学校在教学要求、课程设置、课余活动、生活管理等各方面,皆以南开为楷模,建校宗旨是“培养社会中坚人才,兼重德智体三育,以养成爱国主义精神,陶冶济世能力”。东华学校在邓洁民的努力下,办得生气勃勃,学生学习成绩优异,誉满哈尔滨。

  邓洁民思想比较进步,他赞成列宁的主张,觉得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道路。他精通俄文,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认真地阅读并向身边的人宣讲。邓洁民认为旧的不破坏,新的就不能建立起来,他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和旧习俗。甚至,他还与孙中山有过往来。在中国成立初期,邓洁民这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可谓功不可没。他创办的东华学校是中国通往俄国的一条重要的“红色丝绸之路”。他曾掩护过三十多名中共党员从这里踏上苏俄的土地。第一个从他这里通过的就是张太雷。

  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与周翔宇、马天安等也结下了革命的友谊。1921年春,经李守常同志介绍,他来到哈尔滨的东华学校见到了邓洁民校长。邓洁民将张太雷安排住进东华学校,又利用中东铁路上的关系,很快为其办好了护照,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将张太雷顺利地送上了火车。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因工作、学习、参加各种会议,通过东华学校这条“红色丝绸之路”去俄罗斯的员,包括陈独秀、李守常、张国焘、刘仁静等著名领导人。

  1922年2月马天安回宁安探亲,路过哈尔滨再次住进东华学校。而此时,邓洁民作为哈尔滨市代表,正准备去北平交涉中东路和地亩问题,同时,为东华学校募集经费。他还是将马天安安排在了自己办公室的隔间里。在这段时间里,马天安又结识了一个叫韩迭声的进步青年。他曾在天津南开施医处任过红十字队医长。与马天安相识后便经常来东华找马天安与他讨论时弊,听他那滔滔不绝的演讲。有时韩迭声会有些遗憾,为何在天津时未能结识这位朋友呢。

  在邓洁民的安排下,马天安以东华学校代课教师的身份频繁地与一些进步青年接触,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的思想。每到周末,学校组织讲演会、辩论会,马天安都积极参加。这段时间,马天安将自己安排得满满的,他不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不能让自己的热血白白地流淌,他每每都会工作到深夜,当天边升起一道绚烂的彩霞时,他就会站在窗前望向它,感受它的气息变化,感受它的艳丽色彩,感受它那耀眼的光芒。他深深地吸足一口气,将自己的胸腔填满,然后慢慢地呼出,将身体中的污浊散尽。他不知道这条革命的道路还要走多久,更不知道在这条道路上将会有多少的艰难和险阻,但他知道,他是一定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无论要他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不会回头,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让他看到光明,也只有这条路才能给他希望,哪怕最后他只是化作了一颗石子、一粒尘埃,他也要成为这条道路上的石子和尘埃。

  安排好马天安后不久,邓洁民便奔赴了北京。从此他再也没回到哈尔滨,在离别时,马天安似乎感到了一丝的不安。

  邓洁民赴京后就被东北当局通缉,李守常等友人便劝他暂不要回哈,先去欧洲或是苏俄考察,并在《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其忧国投河自杀。在家乡全家白衣举丧,北京的友人们前去登门吊唁,以此来蒙蔽东北当局。而实际上邓洁民在1925年的5月通过苏联大使馆秘密地转道进了天津,并化名马天民隐居在法租界,直到1926年4月在天津病逝。

  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国北洋政府的代表团在华盛顿参加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会议最后签订了三份和约,其中一份是如何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九国公约》。消息传到国内,一片抗议之声又起。马天安好像又感觉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气息。但他很明白,现在的情况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是一种自发的无政府状态,要打破一切统治,要纯粹的自由;而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有了一盏指路的明灯,那就是中国,一切行动都要听党的指挥,而他马天安的生命乃至灵魂都已经与党捆绑在了一起,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应该代表着党。所以在马天安的指导下,于2月2日,韩迭声和张数平等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起了一支青年团体,名叫“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总部设在今道外税务局院内。有了党的领导,有了发起行动的组织,就在当天下午,“哈尔滨救国唤醒团”举行了一千余人的,抗议《九国公约》的签订。

  接着在2月4日,“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又深入到工厂、学校、街道,向工人、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宣讲,发表演讲,唤起民众的救国热情,唤起民众的国家情怀,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唤起这头已经沉睡了千年的古老神兽。2月10日,“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又冒着鹅毛大雪在道外滨江公园(今为道外公园)召开了全市反帝救国大会。雪花静静地从灰暗的苍穹飘落,落向了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它所到之处变成一片的雪白,它将世间的所有黑暗全部掩盖了,好像那里或是这里从来都是雪白的一样,但它唯独无法将那一股股一团团革命的烈火掩盖,在蒸腾起的已经沸腾了的雪片中,马天安看到了一朵朵火焰般的花朵,那花朵上结着剔透的珍珠,在灰暗的苍穹下闪着夺目耀眼的光芒。

  坚决反对华盛顿会议,誓死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要求社会各界同胞一起行动起来,坚决取消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大会以哈尔滨三十万市民的名义起草抗议书,向华盛顿会议发出电报,坚决抗议华盛顿会议强加给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再一次向世界发出了怒吼,这声音不再是软弱无力,这声音不再是卑躬屈膝,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那就是中国,那就是四万万的同胞。不到半年的时间,“哈尔滨救国唤醒团”由最初的二十几个分会发展成为六十多个分会。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道外区,马天安和韩迭声等人又一起成立了“哈尔滨救国唤醒联合会”。当时,有十几个国家在哈尔滨设有领事馆,为了维护主权,马天安和韩迭声就带领“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成员到各领事馆门前示威游行。领事馆见到的群众来了,都关上门窗不敢出来应对。在马天安的领导下,“哈尔滨救国唤醒团”在东北的影响越来越大,哈尔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着。几乎,在每一个游行讲演的现场,人们都会看到那个美髯飘洒、长相帅气的青年。他那奔走疾呼的身影,深深地镶嵌在了哈尔滨人的心中。

  转眼就到了1923年。在过去的一年中,马天安充分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和他的人格魅力。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感染着和引导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身上的那种旺盛的精力熊熊燃烧着,就像燎原的星火永远不会熄灭。这一年的2月,在滨江商会和粮食交易所的资助下,在马天安和韩迭声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哈尔滨晨光报》在哈尔滨道外北十四道街二八四号创刊了,从此“哈尔滨救国唤醒团”有了自己的喉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起初,报纸只是以传单的形式出现,后来,变成对开,发行量也与日骤增,很快,在哈尔滨及周围的县区,都能见到这份报纸的影子。它就像一棵不起眼的钻出硬土的小草,很快,就长成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马天安和韩迭声等以报社记者身份去各地组织开会,传播新闻,加强了反帝救国宣传活动。马天安曾多次在该报上发表文章,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了东北人民的早日觉醒。不久,受中共北京区委派遣到哈尔滨开展建党建团工作的陈为人和李震瀛,也相继加入报社。这两位人的加入,使办报思想开始有了变化。韩迭声也逐步接触到了更多的马列书籍,更深地了解了什么是,对“为社会服务,谋福于人类”有了新的理解,在他此后所写的文章中,注入了为广大劳动群众说话的新意,并敢于进行直面斗争。韩迭声从单纯爱国逐渐变成自觉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一分子。

  马天安在东北期间,总是穿梭于哈尔滨、吉林还有家乡宁安之间。关于他的历史资料非常有限,只能从一些碎片中搜集整理。有资料显示,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是马天安在1922年建立的宁安党小组。也就说明,1922年,马天安的活动不只局限于哈尔滨,而是还包括他的家乡宁安。

  因为马天安在哈尔滨的革命活动过于强势,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和日本人的不满,经常有日本特务对他进行跟踪,有几次都是在群众的掩护下马天安才脱离了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马天安的生命安全,根据上级指示,马天安暂时回到家乡宁安开展工作。

  1923年9月,《哈尔滨晨光报》因一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罪行的短评,报社内部产生严重分歧。有人反对介入政治,而韩迭声认为“不涉及政治怎能反帝救国?”。为坚持进行爱国图强运动,韩迭声和陈为人、李震瀛随即退出了晨光社,在马天安的指导下于当月创刊了《哈尔滨通讯社》。该社不仅是宣传阵地,更是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这一年的5月,马天安第二个儿子马德钟出生了。他怀抱着这个软绵绵的小家伙,心里乐滋滋的。这个世道无论怎样的黑暗,无论怎样的无奈,都无法阻止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

  这一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一家四口,其乐融融。杨秀蓉贤惠端秀,知道他是干大事的人,处处体贴和关爱他。她聪明果断,曾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小楼内跟他住过一段时间,掩护过他躲过警察的追捕。秀蓉,一个普通回民的女儿,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柔情,来驱散丈夫身体上的疲惫,抚慰心头上的紧张。有时候,马天安看着妻儿,在想,这不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吗?平静,安宁,幸福,是他想要的,也是所有人都想要的。为了所有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他要做的就是发挥一个人应有的作用,哪怕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1924年,马天安经李守常同志的介绍加入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作品系北京作协扶持原创项目。本文为节选,全文见《江南》2021年第四期)